从主观目的，推进行政法的法典化既是克服碎片化行政立法弊端的迫切需求，也是对构建法治政府进行规范指引的实践需要。

其次，章程草案须经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校长办公会审议并由学校党委会审定，形成章程核准稿。在章程实施的将来，学术委员会将以审定权、建议权和咨询权等不同程度地决定或参与学术事务。

同时，从回归大学章程本源来看，大学章程的效力主要是一种特定的横向约束力，即其主要对平权关系中的犬学利益相关者产生约束力，且在此种情形下章程享有最高的效力，高于大学之内及相关的制度规程。但是，为有效保障章程实施起见，除确定章程解释权主体外，解释的提起、解释的程序和解释的效力也需要加以重视。这主要包括抽象的实施、具体的执行和对章程的遵守与适用等。规则既明，舍之而逐其他则必将徒劳。当然，对于那些未明示生效日期的高校章程，教育部门完全可以在核准过程中要求相关高校补充完善。

由于每所高校校区数量不一、面积有大有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章程空间效力的大小不一。毫无疑问的是，大学章程不属于一般意义上法律体系所确定的规范范畴。互动系统是最简单的系统模式，只需沟通者在交谈中明白对方的观点并进行价值选择即可形成，不需要其他的实际行动去辅助。

(41)从宪法文本的角度看，我国对于基本国策的规定大多见于宪法总纲部分，以以国家为主语，以发展保护和推行等积极意义动词为谓语的句式为载体。而通过宪法对社会系统宪治化的引导，人们就可用宪法的语言来处理协调性问题，并通过宪法相应机制来为协调性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这一点在社会系统内部的宪治领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2)Niklas Luhmann,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ing: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13 Cardozo Law Review 1419,1430(1991).(23)见前注(12)，宋林飞书，第149页。

⑤值得注意的是，赫伯特·克吕格尔在描述部门宪法时使用的是Subkonstitutionelle Verfassungen一词，其字面意思是次建构宪法。这是因为社会子系统与部门宪法存在事实与规范的差别。

⑨这一解释有歧义，且意思之间内涵与外延并不统一，作为部门宪法中部门的概念亦不妥适。总之，根据在社会中发挥功能不同，社会系统也可被划分为若干社会子系统。图1 部门宪法的划分思路根据基本国策条款，我国宪法可被初步划分为如下宪法部门。(21)例如，当一个行为在某一系统中被赋予是否合法的判断，那么该系统是法律系统。

因此，以基本权利划分部门宪法，在证成路径上舍近求远，在对应的实现效果上也大相径庭，只会造成更多的功能重复及矛盾。(36)然而本文认为，以基本权利作为部门宪法划分的标准并不合适，理由如下：首先，就基本权利性质而言，其确立公民的宪法地位，是一种个体抵抗国家权力的权利体系。沟通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因为吸引子的不同，社会系统为抵达吸引域所形成的路径也不尽相同。

内容提要：我国现有对部门宪法划分的探讨或拘泥于宪法文本架构，或照搬社会学理论，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从而导致了部门宪法学理建构的困境。(35)苏永钦教授则考量基本权利所面对的社会背景，认为基本权利回应社会分殊化的现实，整合其主观权利与各种客观效力，在部门宪法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

五、宪法如何划分部门？要使社会子系统的区隔与划分具有宪法意义，还需以宪法规范本身对社会子系统进行审视和重构。在符码被提炼出来并用以社会观察之前，社会系统隐藏在环境下，使得环境呈现出混沌且复杂的样态。

(24)参见上官丕亮：《部门宪法的实质》，载《法学论坛》2022年第5期，第51-52页。一是其能够更好地回应宪法功能分化的社会现实。此外，社会系统具有相对性。而符码在挑选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手段时起指导作用。这一时期的宪法通过合宪性解释等手段，以合宪/违宪的二元判断符码，为国家对社会的渗透提供动力，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由于市民社会的非政治性和非强制性，其无法保证合理地大规模资源配置。

划分部门宪法应以部门宪法释义学为理论基础，观察宪法从国家向社会层面渗透的历史进程。(39)而基本国策所指向的国家作为义务更加全面和有效。

部门宪法划分的规范基础是宪法文本。国家在实现这些目标时通常有宽泛的形成自由，而个人具体的主观权利只在例外情况和有限的范围内得以承认。

这与今天德语部门宪法更常使用的Teilverfassungen不同。(39)参见王锴：《论文化宪法》，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44页。

这表明由国家决定基本国策指向何种领域。1.行为—互动模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社会行为是指按照主观意义把他人将怎样行动的目的纳入行动者，并使自己适应他人的行动方针。随着国家从自由法治国向社会法治国发展，基本权利的实现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增加，因此基本权利也从自由权向社会权延伸、扩展。(30)[德]贡塔·托依布纳：《宪法时刻来临？——触底反弹的逻辑》，宾凯译，载《交大法学》2013年第1期，第44页。

(25)比较而言，宪法社会学说的部门宪法概念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缺点。此外，以德国宪法学的经验来看，作为给付请求权的基本权利一般只具有原始的给付请求属性(Originare Leistungsanspruche)，亦即国家的积极作为义务只在最低限度或最基本程度内得到承认。

因此，以基本国策划分部门宪法，可以使部门宪法及时因应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宪法旨在对市民社会提供外在保护，并未在社会系统产生、发展过程和社会系统内部的制度性建构中发挥作用。

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系统不可能以完全僵化的方式运作，这是没有例外的，相反，该系统必须对扰乱通常做法的刺激因素持开放态度。但如果将宪法划分到如此微观的形态，其将会丧失宪法的建构性和整体规制效力。

通过其自身的操作封闭，诸功能系统为其自身创造了一些可以恣意地从内部强化或向外部扩张其自身理性的领域，而不顾其他社会系统，也不顾及它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总之，只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结构，特定的社会系统就会从环境中产生。除了生存条件的改善这一维持社会系统运转的直接吸引子是所有社会子系统的共性吸引子之外，社会系统的其他间接吸引子均具有显著的不同。社会系统需要发挥功能上的职责来达成维持秩序与和谐的目的。

它具体表现为抽象宪法规范和所适用的具体争议间的空白。福利国家社会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严格界分被打破，开始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

整体社会系统是综合一切相互影响的沟通行动的系统，是其他所有社会子系统的环境，也就是社会元系统。(11)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进一步从社会行为出发构造社会系统。

计划生育因其对人口调控的重要性被宪法基本国策以单列的方式强调，但其本质上依然可被纳入医药卫生的范畴，而医药卫生宪法部门亦可为社会保障制度所涵盖。总之，在卢曼看来，当人的语言通过语词、媒介等沟通而相互关联时，就产生了社会系统。